“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权与监督权的优化适用”学术沙龙——研究生珠山法学论坛第211场
来源:  作者: 日期:2017-07-03 访问量: 访问人数:

2017年6月28日晚,文法学院环境法学科组在J9-302成功举办了题为“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权与监督权的优化适用”的学术沙龙。环境法学科组的研究生与李光禄、秘明杰两位导师,以及其他专业感兴趣的同学参加了本次活动。

沙龙伊始,付廷静同学向大家简要介绍了本次沙龙话题的确定过程和相关背景,并抛砖引玉地指出:环境法实施的首要问题并非制度供给不足,而是相关主题对既有制度措施的执行力度不足,效果太差。环保部门往往热衷于罚款,然而,当罚款执行不到位的时候缺乏有效的后续监管手段。强调政府作为行政主体的监管职责,并不意味着否定政府作为民事主体的索赔权利。若环境监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能够纠正违法行为、救济受损环境时,则无需启动政府索赔程序。相反,环境监管部门在用尽行政执法手段后,受损环境仍无从修复( 如大气污染) 、难以修复( 如污水流动)、乃至不能修复时,政府索赔权的行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在现行行政执法体系中,可以考虑设置政府民事索赔程序,建立一种“公法性质、私法操作”的请求权,基于该请求权所获民事赔偿应纳入专门基金,用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损害担责的环境法治要求。

接下来,王厚泽同学指出,英美法系国家的生态环境损害补救制度是建立在信托理论基础上的,政府作为受信托人,有权针对受损环境进行修复,必要时可以提起诉讼。而在我国缺失环境信托理论支持的情况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提到,“赔偿权利人为省级政府经国务院授权后,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可指定相关部门或机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作”,由此,政府部门作为赔偿权利人的理论依据究竟为何呢?根据“赔偿磋商”和“赔偿诉讼规则”,赔偿权利人可以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那么该诉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如何?王厚泽同学在提出以上问题后,阐述了自己的相关认识,她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性质上属于特定情形下的环境公益诉讼,此特定情形指《试点方案》规定的适用范围,即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事件的

随后陈炳宇等同学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政府行使索赔权后,所获赔偿费用应由谁保管?是第三方独立基金还是政府?上述赔偿费用的使用又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呢?

就以上几位同学的问题,秘明杰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项民事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既有可能是私益诉讼,也有可能是公益诉讼,这要看诉讼请求所指向的目标究竟是公益还是私益。政府索赔权的基础理应是国家利益,该利益不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严格来说仍属于较大的私益。从这一角度而言,政府行使索赔权而获得的赔偿理应归于政府财政,但对该笔赔偿金应当独立管理、专款专用。政府部门对于赔偿金的管理使用,可以有效促使政府积极履行环境修复职责,相较于第三方基金管理而言,具有自身独到的优势。至于政府对该赔偿金使用不当或未达预期效果等问题,则可以通过追究行政不作为责任、行环境政公益诉讼、以及部门监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等其他程序规则予以救济。

李光禄老师从民法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无论是索赔权还是监管权,都应重点关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原则。民事损害赔偿遵循完全赔偿原则,然而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确定困难,若遵循完全赔偿原则很难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因而在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问题方面,应首先明确科学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机制,以此来确定生态损害程度及相关赔偿标准。同时,针对污染企业无力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而有破产可能时,如若选择追究其赔偿责任直至破产,这种做法对于生态环境修复本省而言,是否有利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污染企业既是生态损害制造者,同时又是社会价值创造者,过于强调其赔偿责任而不考虑起社会贡献,并不利于持久的生态修复目的,所以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应考虑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活动最后,李光禄老师对沙龙进行了总结,他建议每位同学要就自己提出的问题形成一个论证体系,将自己的想法大胆表达出来,并多与他人进行交流,以便让自己得到收获。 (撰稿人:付廷静 审稿人:王晓冬)

                                                    珠山法学论坛

2017年6月28日

 

 

 

上一篇:
下一篇: